教育中那些重要的“为什么”

2019 年 11 月 27 日

这是一土教育的第 502 篇文章

一土教育 | 内心充盈 乐天行动

构建可复制的成全式教育生态

题图:作者在清华大学分享。
作者:张义飞,多伦多大学学士、清华经管学院&MIT全球工商管理硕士。一土中学筹备负责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毕业项目导师。曾任北大附中成长与实践体验中心主任、校友会负责人,中国大智汇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评委。
 
许多人都有名校情结,包括曾经的我。但这些年,在各种所谓的名校圈子里兜兜转转之后,去年加入一土,筹办中学。 

我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很多大学和甚至成人的问题,根源在中学。我想在中国,建一所更理想的中学。
 
到目前,筹办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有很多不眠夜,学术团队也在紧锣密鼓地设计课程和教学体系。11/16 会在北京耶鲁中心有一次“亮相”。11/16日,希望见到你。
 
这是一篇我对自我经历反思的文章。题目叫那些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问的不够多,不够早。我下面的经历,就是这因为这一串“为什么”而连起来的。

为什么好学校这么少?
我这些年在学校工作,经常接到家长焦虑的咨询,例如“是该去美高还是公立学校国际部?”“考国内大学还是选择海外本科?”“如何才能被哈耶普斯录取?”“这些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文理学院靠谱吗?”“SAT 不低,为啥牛校都没被录?是否 gap 一年,明年再申一次?”……最常见的问题是“你们鼓励中学生做这么多活动,如果影响成绩,你能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吗?”
今年 8 月 23 日,我作为一土教育论坛主持人,和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嘉宾们围绕“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展开深度讨论,这也是我参加过所有教育论坛中感受最深的一次。当天论坛中也有好几位我的毕业生,我总在反问自己,我做的事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他们的未来?
 
讨论起好的教育,大家会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为何好学校依旧这么少,做起来却如此困难?
 
做了这些年教育,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和人、和生态息息相关。
 
说到人,让我想起 16 年第一次和一诺见面时,她对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观点,提到教育者本身都需要是有强大领导力的人。“但从麦肯锡,企业,商学院这样培养领导力的地方出来的人,却鲜有人从事基础教育,真是挺可惜的。”这句话当时让我印象十分很深。
 
另外一个就是生态,因为教育培养的是人,人关乎我们的未来。所以,教育和学校,也是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体现的地方。所以,任何单点切入去解决当下教育问题的努力,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因此一土最打动我的,也是它以学校为中心正在构建的这个生态。
 
我为什么要做教育?
 
我自己曾有幸接受过多元的优质教育,日本的幼儿教育,国内最好的高中,加拿大的大学。我高中毕业于北大附中,一土的韩冬校长是我的学长《你也在寻找这样一所中学么?》。我也曾是标准的“好学生”,中学时期是学生会主席,大学获奖学金,毕业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发展很好的加拿大企业工作。可我在内心里,总觉得没有得到满足。这种“对内”的求索,最终让我从清华 MBA 毕业后,也成了一个典型的“反例”。
 
真正点燃我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我给大学生和高中生担任导师的时候。
 
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有个奇怪的录取和学业质量控制机制,入学第一年淘汰率接近 30%,到毕业时有近一半的人转系或未能完成学业。我担任了 5 年商学院助教和经济系学生导师,和另外 4 位华人同学组成的“多大五人邦”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讲师团队,几乎包下来了所有商学院基础课程。但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每年仍有许多学生不及格。我总是奇怪,当年这么优秀的一批高中生,怎么这么基础的东西学不会?这些学生,特别是留学生,其实最大的挂科原因,是不来上课。我苦口婆心地和某个学生算账,说看看你这 5 万刀的学费,你翘掉这几节课的钱,都够买个 iphone 了。学生这时候机灵,说这是“sunk cost(沉没成本)”,让我哭笑不得。
 
我不禁思考,到底是大学的问题,还是中学的问题?为何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到了大学后却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但当每年都遇到同样问题的学生,我发现他们暴露出来的,几乎都是中学时期遗留的问题。学生不知道自己未来有什么选择,教育和社会几乎是脱轨的。这样的基础教育,几乎扼杀了他们独立思考、做规划、去追寻目标的能力。
 
所以我从帮助学生学业,转向更多去帮助学生们去发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也开始频繁参与多伦多大学的招生,组织多伦多大学唯一官方授权的面向中国高中生的领导力峰会,帮助学生提前规划海外大学生活、专业选择,并与招生官和教授们交流……
 
 
在我回国前夕最后一节大学会计课上,许多以前的学生来和我送别,我没有讲任何专业内容,而是和学生们分享我在工作中的感悟:
 
每个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的教育,很多时候是线性的,但是之后决定你的成长轨迹的,完全是你的内驱力。
 
   
但我当时能帮助到的,仅是少数的学生,我一直想最想成体系地帮助更多学生激发内驱力。
 
第二件事,是在我自己申请 MBA 的过程中。
 
我在多伦多工作的头两年里,每一天的工作都让我有快速的能力提升,也看到了项目产生的影响。但是总觉得有一种“不满足”,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安大略湖,望着结冰的湖景,我总长叹,我在这里,能不能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
 
同一时刻,我在申请 MBA,写文书,阐述生命中的那些“为什么”,是一个让人能产生清晰的自我认知的过程。
 
回想起自己接受过的所有教育,它让我更好地认识了世界,但都不如我在申请的过程中能让我如此透彻地认知我自己。这种“向内看”自我认知的教育,也恰恰是我后来在商学院学习领导力中最核心的部分。
 
真正让我深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是这段认知自我的过程。所以当我拿到 Ivey Business School MBA(除美国境外商学院全球排名第一、案例研究方式与哈佛商学院齐名)的诱人奖学金录取,我有一丝犹豫,但当 Ivey 商学院的院长问我,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才清楚地认识我想要的,是要回到国内,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改变,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为什么学生要学会做选择?
 
为了做真正的教育,我放弃了 Ivey,回国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的母校,加入了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至今我仍旧坚信北大附中一定影响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
 
感谢王铮校长,让我回到附中,担任成长与实践体验中心主任,全面参与学生的成长,让社会资源成为学生的成长资源。我有机会陪伴和支持 1200 名高中生的个性化、多元自主的成长,并担任校友会负责人,联结全球 3 万名杰出校友。北大附中对我的教育观和对学生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学生成长的角度,我体会最深的是两点,自我认知和敢想敢做。
 
自我认知是成长的开始
 
这五年,我在负责中学学生工作的同时,也参与了大量海内外的大学招生工作。每年中国重点百强高中的升学指导主任会定期交流,深度研究国内外大学录取趋势的变化。往年我是参与者,今年作为分享嘉宾,有幸和中美大学本科招生录取的专家,北大的秦春华教授学习。
 
秦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他在著名的《为何我对中国下一代精英深感焦虑》中写道,
 
面试北大自主招生学生,他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但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们,我并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谁,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他们是谁。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问他们,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段话让我太感同身受。先不提能力提升,太多学校根本没有给学生选择的机会,许多高中生连基本的自我认知都没有。我在多伦多大学招生宣讲会时,总是问学生“你想要做什么?为什么?”太多的学生答不上来,学生的成长轨迹成为了一条标准的直线,上好小学,好中学,然后考高分上大学。
 
在北大附中,我们让学生从入学前就开始认知自己。高一入学教育,第一个任务就是紧张和兴奋的“选书院”。八个书院各不相同,高一新生要向高二的书院组阐明自己的选择原因,就像哈利波特中选书院一样。但是这次没有书院帽来告诉学生应该去哪里,没有一个老师有权参与学生的选择、甚至校长也没有权利干涉,全部过程都是学生自治。
 
之后一系列的任务、书院议事、选课调课、选导师等等各类管理机制,都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做选择,去思考自己想要做什么。
 
 
 
自我认知是一生持续的过程。大学看重的,正是学生是否有持续的“好奇心(Curiosity)”,有没有对自己的好奇心(自我认知)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敢想敢做)。高三的学生在大学申请时找我写推荐信,有人申请的是非常小众的文理学院、或去学相对冷僻的专业。
 
我虽然知道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完全可以申请到牌子更响的大学,或者更广的专业,甚至也有家长过来和我谈过希望改申请方向,但是只要学生能和我说清楚“为什么”,我都坚定地支持他们的选择,为他们的申请结果喝彩,因为这是学生自己深度思考过的,负责任的决定。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学生家庭,拿到 Williams(文理学院排名第一)和 Minerva(创新大学)的录取,最终选择了 Minerva,我能想象这是一个可能会气死学校升学顾问的决定,但是我由衷为他喝彩。
 
敢想敢做,践行社会责任
 
好的学校,除了提升学生的学业和认知水平,更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目标意识。说起来容易,但这是目前一般中学里最缺乏的。中学生能力的培养,往往是发生在教室外。这也是我为何坚持将 SDG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合到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原因。
 
我最喜欢看到中学生全力以赴、全情投入的时刻。能打动内心的,一定是拼尽全力而真实的事。中学教育是学生成人前,为走向社会做准备的时期,一所好的学校要能在相对安全的校园环境里帮助学生真实地体验社会。
 
我带中学们做项目时,总是刻意设立更高的挑战和目标。一方面,我希望看到他们的决心(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越是有挑战的事情,越没办法独自完成,更要看有能力去发动别人一起把事情做成(engagement)
 
我希望学生在中学时期就能切身体验到,全力以赴完成挑战的快感。这种成就感,将会在他们大学和就业之后在困难面前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成人,往往低估了中学生的能力。
 
我曾每年都带学生参加中国大智汇(China Thinks Big CTB)全球华人创新研究大挑战,来自全国的中学生,需要挑战国内外顶尖院校和智库的提出的问题。而这些学生三个月内可以实现的,远超过成年人的预期。
 
18 年北大附中的一组高一团队荣获了全国特等奖,也是北方赛区唯一的特等奖,从全国上千支顶尖学校队伍中脱颖而出。他们小组研究的课题是帮助农村学生增加阅读资源。这群中学生表现出来的行动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甚至超过了一般 MBA 学生的水平。
 
19 年我担任了全国总决赛评委,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组,是五个来自不同省份的高二学生,以前素不相识,在互联网上组队,挑战“改善高中生心理抑郁”的课题。在北大比赛的当天是他们第一次五个人线下见面,也是人生第一次来北京。他们没有专业的指导教练,学校更不是什么名校,完全靠内驱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调研了数百名周边县城的高中生心理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虽然最后没有获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个人答应在后续继续帮助他们。
 
CTB 比赛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高中生活动之一。参加比赛的,有近一半是大学在国内升学的顶尖中学的学生。这个经历不仅在海外升学,在国内大学自主招生中也有重要的分量。CTB 的获奖学生们也不出意外的大多都进入了国内外顶尖高校就读,甚至有统计 50% 的藤校录取华人学生有 CTB 经历。
 
我在北大附中任教时,每年都有 15 支队伍以上主动报名参加 CTB,当时也有许多家长和学生问我,为期 3 个月,而且任务繁重,如何平衡学业和其他事情,这些活动是否多余?
 
恰恰相反,学会处理多重任务,学会安排任务优先级,甚至学会选择放弃,是学生成长中更重要的。越有能力的学生,越早遇到困难并能克服挑战的学生,“学习”这件事就会变得越简单。我在商学院学到的领导力培养方式,对中学生证明也完全适用。学生的能力可以被有效地、正确地培养,而不是放养。根据我的经验,只要由阅历丰富的教练稍加指点,学生在初三结束的时候就完全就可以达成 CTB 获奖的能力水平。
 
那么经过这样培养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能达到什么水平?
 
18 年夏天,几个快要毕业的学生找到我,提出要设计一个颠覆性的高中毕业典礼和成人仪式。确实非常精彩,但我看了整个设计流程,实话说也想不出来怎么才能实现。我找来了经常给大学提供会务支持的公司,甚至他们开始也没有头绪。例如整个体育馆和室外的布置、现场摄影直播、灯光音响效果、严谨感人而又有教育意义的环节……简直比当时体育馆开幕式 20 个成人团队设计的流程还要复杂,而预算只有五分之一。
 
这是我带了三年的学生们,我也希望他们能拥有一场终身难忘的毕业典礼。这批学生(因为是出国党,6 月没高考),连续 3 周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半夜,剪片、设计、制作、彩排……演练精确到秒,准备好了各种突发预案。而我,却在后面不断给他们更多“挑战”:能否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一封个人的家书?能否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个性化的礼物?能否让每一个人上台的时候,主持人能准确报幕,由校长颁发属于他的毕业证,而不是往年的空壳子?能否这个环节不超过 45 分钟?能否……
 
学生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可能!600 名学生,没班级没老师没纪律,当天才知道谁来,如果中间岔了一个后面就都乱了……
 
我笑着不说话,让他们把可能性都抛出来,然后说:再试试。我相信学生那一刻是“恨”死我了的,一遍又一遍地优化方案,改细节,保证现场不能出现一个瑕疵,最后几天几乎都住在学校里。
 
 准备 600 份个性化毕业礼物的学生们。
 
 学生负责人当天的朋友圈 — 早就准备好了毕业,却从没准备好离开这个一起扛的团队。
 
但是学生们坚持下来了。我的任务,是在背后支持他们实现梦想。最后,真的呈现了完美的一场活动,600 名学生,1200 名家长,无数感动落泪,连书记也在最后合唱《青春大概》的环节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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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后团队全员和校长合影。
 
实话说这确实是我目前的人生中认为最困难的一次活动。我不是要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让学生能找出更好的答案。
 
我相信他们今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遇到任何问题、都一定都能解决,并坚守强大社会责任感。
 
我为什么来了一土?
 
离开附中,在清华 MBA 的毕业之际,领导力教练杨懿梅老师与我长谈。帮我分析我在职业选择时的重要性依次是:使命相符、高成长性、导师及回报。
 
我从一土创立的第一天就密切关注它的教育创新,参加了一土所有的活动,也作为志愿者帮助一土组织过很多活动。除了理念和专业性外,真正打动我的,是这三年我亲身感受到的这一群不知道何为放弃的人所做的努力。
 
从零做起做一所学校,没钱没地没资源,真是太难了。我最早知道一诺的时候是 14 年,是因为我也想成为她这样职业成功的人,完全没有想象过她这样的人后来会去做教育。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一土许多精彩的、直面困难的瞬间,以及如何将困难和挑战变成有成长和教育的机会,和在重构教育生态的路上越走越远的过程。就像一土家长所说,
 
一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更多。
 
在我加入一土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也亲身经历着这个组织的进化和成长。今年年初起,有专业的组织发展教练义情和江红老师陪伴,帮助一土成为“使命赋能”的自我进化组织,每次和义情老师的会议都让我产生能量。其实不管公司或学校再大,每一天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身边最紧密合作的 6、7 个人,团队之间可以真诚袒露真实的困惑,用心倾听诉求,做出更好的决定。
 
一土跨界的力量在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将企业专业的管理和战略思维运用到学校发展上,减轻教学者们和管理者们的行政负担,用信息化工具让教学形式更高效,教师可以专注于教学,同时组织也能释放活力。
 
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一土巨大的潜力和公益责任。学校做的再大,也只能帮助到上千名学生,但是能否用社会创新的方法去撬动教育生态,去影响更多的校长,老师,学生,并真正改变公立教育体系?这几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真正在实践着,包括为教育部未来教室课题和评价方案改革献计献策,做全国的家长课堂,为乡村教师做培训……有很多人产生了共振,将一土的影响做得越来越广,我也深深被影响。
 
做一所我理想中最好的中学
 
什么是好的中学?我觉得,能支持学生多元成长的学校,就是一所好中学。但说到底,怎么做,才能帮助学生建立目标感,才能让学生有机会自主做选择?
 
这几年,我有机会深度走访了世界上许多好的中学,日本的超级科学高中、芬兰赫尔辛基排名前三的学校、美国的特许学校、智利 9 级地震后由哈佛大学支持复建的社区学校……
 
 探访哈佛大学“复原智利”的模范学校。
 
好的中学理念都差不多,但有三个共同特点尤为明显:
 
第一、好老师永远是基础,学校要成为社会先进认知的聚集地。
 
我一直相信,只有领袖才能培养下一代的领袖。对于学校来说尤其如此,最近深圳某高中录取北大清华的学生当老师成为大新闻,我认为这是早就该理所应当的事情,教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的素质不亚于跨国公司的高管。
 
就如一土顾问,有着近 40 年教育经验的的程念祖老师(著名的八中少年班和素质班元老)常说的,“办学校的人本身一定要层次高,否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本就是应由这一代最杰出的人,去培养下一代人。
 
但让这样人才成为中小学老师是否大材小用?根本不是,越是对学科本质理解透彻的人,越应该从事学生的启蒙教育。
 
一方面,学校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多元背景的人成为教师;另一方面学校也要让社会上最优秀、对教育有热情的人能发挥效能,要给予老师专业的职业发展支持,补充学校的教育资源。我非常欢迎驻校企业家、艺术家、设计师、专业运动教练等专业人员将学校作为工作室,身体力行用专业和热情感染学生。
 
一土学校的一个魔力,也是不断能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今年夏天,哈佛数学系本科生 Justin(也是过去 2 年哈佛中国高中生峰会主管,对中学教育有深刻理解),放弃某顶尖机构的暑期实习机会,成为了我的实习生,和我们一起设计适合学生多元需求的中学课程体系。19 岁就从北大双学位本科毕业,后来获得博士后的洁琳,全家从美国回京后加入一土,全职参与着一土课程研发。一土让学校成为了社会先进认知的聚集地,能集合社会最顶尖的力量一起去改变。
 
第二、学校要能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学生的教育资源。
 
现在办学成本越来越贵,围墙越来越高。有的学校里甚至有农田、马场、高尔夫球场、冰球运动场、硕大的使用率极低的图书馆等等,把优质资源都圈到自己的地盘里。但那些上不起有高尔夫球场的学校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近五年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将学校和社会真正打通,利用社区的资源来打破校园的围墙,将公共资源成为学校的学习资源。社会资源的好处,一个是便宜(甚至免费),另一个是真实。学生要做艺术展览,能否去专业的艺术馆做?学生们做杂志,能否请来专业的一线记者和编辑来指导?法治教育,能否请律师来开展模拟法庭?校友、家长们遇到的真实工作上的任务和问题,能否成为中学生的项目课题?开展环境保护,能否和公益组织合作开展零废弃校园?国际合作,能否和 NGO,甚至联合国一起做 SDG 项目?
 
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有没有能力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成为教育资源。在一土一年多,最深的感触就是一土聚集跨界能量,并将社会优质资源有序有效为学校所用的能力。陶行知 100 年前就提过生活即教育,其中的核心就是真正将校园成为社区的中心,将社区真实的教育场景转化为学生的教育内容。对于一土中学,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行动者,我有更多的期待。
 
第三、有专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力。
 
在清华时,有机会和麦肯锡全球主管合伙人 Dominic 讨论学校的领导力,他说到学校其实是与企业相比,要求更敏捷,更先进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顶层的教育理念和领导力。为何现在的许多学校和几十年前的没有变化,恰恰是这些学校并没有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发展模式。
 
在课程体系、教师背景、学生出口这些表层的结果外,我关注的更是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的发展。这两年我一直和佐藤学教授学习如何打造“学习共同体”,将学生、教师、家长和学校一同建成专业的学习共同体,整个教育组织共同成长。
 
佐藤学老师带我参观的滨之乡小学让我感动地许久不能忘怀,学生和教师们在一起共学的状态,是未来的教育理想模式,也更是教育回归本质的状态。今年一整年,我也将作为导师和钱小军老师一起,深入参与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 Capstone 研究项目,和清华的教授和学者们一起,探索如何更加优化一土学校的组织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Capstone项目Kickoff。
 
所以,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
 
首先,要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育领域;同时,也要有健康、开放、多元的生态。那到底才能实现呢?似乎谁都可以说出个 123。但是由谁来解决呢?只能等着别人吗?
 
最后说个“夸老板”的。 
 
为什么一诺不一般?
 
我 2014 年知道一诺,当时还在面试麦肯锡,看了一诺的文章,觉得真想和这样有趣的人一起工作。但是后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这一年多,觉得她的不同,不是因为高大上的简历(其实简历高大上的人很多),是因为她不仅能看到问题,而且往往比别人看到的还多,还深入,还全面,但是她不是只批评、不是观众、不是等待,而是亲自上场,去行动,去改变,而且还带动了这么多优秀的人,一起加入做事情。我想我们讲领导力,真正的领导力,就是这个样子吧。我们每个人,当我们选择上场的时,其实都可以有像一诺一样的领导力。

分享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 1910 年讲的一段话:
 
“ 荣誉不属于那些批评家,那些指出强者如何跌倒或者实干家哪里可以做得更好的人。荣誉属于真正在竞技场上拼搏的人,属于脸庞沾满灰尘、汗水和鲜血的人,属于顽强奋斗的人,属于屡败屡战但还拥有巨大热情和奉献精神的人,因为没有努力是没有错误或缺点的;荣誉属于投身于有价值的事业的人,属于敢于追求伟大梦想,最终取得伟大成就或者虽败犹荣的人。因此,他的位置,将永远不会和那些灵魂冷漠胆小而不知胜败的人在一起。

It is not the critic who counts; not the man [or woman] who points out how the strong man [or woman] stumbles or where the doer of deeds could have done them better. The credit belongs to the man [or woman] who is actually in the arena, whose face is marred by dust and sweat and blood; who strives valiantly; who errs, who comes short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there is no effort without error and shortcoming; but who does actually strive to do the deed…who spends himself [or herself] in a worthy cause.

 
我见过真正的领袖,都不是抱怨的人,而是真正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出改变的人。选择上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领袖,可以通过行动推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