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在寻找这样一所中学么?

2019 年 11 月 27 日

这是一土教育的第497篇文章

一土教育 | 内心充盈 乐天行动

构建可复制的成全式教育生态

 

题图:作者展示学生在课上组装的DNA模型。

摄影:李雨桐。

作者:韩冬。北京大学学士,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硕士。曾任教于北大附中,后任教于北京鼎石学校,为该校首任科学组组长。毕业生遍布哈佛,耶鲁,斯坦福,MIT 等世界顶级大学,超过 200 名北大清华毕业生。文末有彩蛋。

一诺写在前面:
 

2016 年 4 月 1 日的一篇文章,开始了一土。现在 3 年多过去,一土从 120 平米,31 个孩子,5 位教师,到现在北京广州硅谷三个校区,几百多个家庭和一大批优秀的教师的加入。今年在北京故宫的开学典礼(我们都是买票的游客),有超过 1200 人参加,我们自己开玩笑,成了故宫最大的旅游团。

今年年初一土开始正式启动中学筹办。一年以来,有很多教育界的资深专家加入和协助我们,其中有四十年教育经验的北京八中程念祖老师(著名的八中少年班和素质班元老)七旬高龄,每周一次来一土听课,指导课程和教师职业发展。还有国际教育界知名的教育者达婉中老师,曾在北京 ISB ,上海美国学校任教多年,是无锡协和双语国际学校的创校校长。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看过我和颜宁故事的朋友,大概知道我们本科毕业设计的导师陈克勤博士 Kevin Chen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Frances Arnold 在她的获奖演讲里第一个提到的感谢的人,就是 Kevin ,20 多年前是她的博士后。达老师呢,是 Kevin 的夫人。所以我和 Kevin 开玩笑,当年您有用,现在师母对我更有用 :)

也有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创校教师队伍。包括今天文章的作者韩冬,会做一土中学学术校长。虽然开学是 2020 年 9 月,但是教师培训和课程准备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所以最近,一土中学的样子,会有一个低调的“亮相”,11 月 16 日下午,在北京耶鲁中心做中学分享会。一土中学的筹办团队和程老师都会在,还有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老师和一土老朋友嵇成中老师,嵇老师是北师大教育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曾任深圳福田区教研院副院长。

这次分享会里,我们希望和大家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学教育,和如何实现这样的教育。现场名额有限。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文后报名。无法现场参加的家长也可以线上参与。

11 月 16 日,希望见到同路的你。

2020 年 9月,一所新的中学将迎来第一批学生。在北京近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新学校中,这所学校大概很不起眼,甚至显得很“土”:没有上亿的投资,没有铺天盖地的前期宣传,甚至第一年的学生只能与其已存在四年的小学部蜗居在一个略显陈旧的校舍中。

而我,刚刚成为这所中学的创校学术校长。这篇文章是我加入这所学校之后写的第一篇,所以理应是一篇号召学生和家长报名的软文或硬广,因此,如果你正在考虑为孩子选择中学的事情,那么建议你认真读完;如果并非如此,那就不妨当一把吃瓜群众,围观一下一个曾在两大顶级名校任教的教育老兵最终投奔一个土学校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 希望这能对关心教育的你有所启发。

1

母校情结

事情要从另一所学校说起:我的高中母校,北大附中。我上高中时正逢世纪之交,那时的北大附中从高考成绩看与斜对门不分伯仲,处在整个北京市的顶端;而与其他的名校比起来,这所学校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它能够让大多数学生从此毕业多年后仍然将其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 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这里毕业的学生特别喜欢回到这所学校工作,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回北大附中任教是2009年,在我北大毕业并在加拿大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当时我这样的海归当中学老师在北大附中历史上肯定是第一个,据说在全北京的公立学校体系也是首例。在当时这样另类的选择自然少不了被质疑,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对于这种观点我完全不以为然:难道当中学老师的人不应该是精英吗?在我看来,我的高中老师各个都是精英。

  • 他们能够在课堂上三言两语让学生们醍醐灌顶,能够在课堂下与学生们像朋友一样玩笑和谈心;
  • 能够在高三一模前陪学生登顶泰山,能够不依靠卷山题海把五分之一的学生送入清华北大;
  • 能够让学生在毕业旅行时抱头痛哭,能够让学生离开十年后还愿意回来和自己当同事……

后来我认识到可能北大附中确实是一个难以复制的特殊存在。在创校之初,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第一批老师都是北京大学被下放的教授和讲师,而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这一代老师的徒弟甚至学生。因此,我那些老师们对学科本质的理解确实已经接近甚至达到知识精英的高度;而与此相比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恐怕是学校遗传了老北大自由民主的风气——这也成为北大附中继承至今的精神内核。

高中三年是我近四十年人生中最快乐的三年——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我回附中当老师最潜意识的动力大概是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更多的学生,同时帮助他们在快乐的学习和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启蒙…… 然而在我时隔八年重新回到母校后,发现这个愿望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工作的第一年,附中尚未开始轰轰烈烈的改革,还是传统的班级模式。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这一届学生每个人的相貌和名字。那时我觉得以自己的科学素养去教高中生物属于牛刀杀鸡,之前又积累了一些面向公众做讲座的基础,因此教学上几乎没感到有什么适应期,学生们也似乎每节课都听的很高兴,还经常在下课时报以掌声。然而我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只持续了两个月:第一次统考之后,我的三个班成绩都不太好,其中文科班的成绩还垫底。有个实验班的学生甚至直言不讳:“再这么教下去,我们班的生物就毁了!您得总结知识点让我们背!”

那段时间让我第一次感觉撞上新秀墙。“总结知识点让学生背”,这样的方法我十分排斥——这样做学习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学习只是为了记那些知识点吗?更有意义的难道不是知识背后的逻辑关系,以及获取知识的思维方式?这是我的成功经验,学生们为什么不信任呢?也许学生想要什么就给他们就行了…… 

当我把这些疑虑向我的组长和我的高中班主任诉说请教时,她们对我说:“你这样做的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学生自己有时候并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你需要清楚每个学生需要什么。”

“清楚每个学生需要什么”——这句话点醒了我。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们各不一样,跟十年前的我也不一样,不能一厢情愿的妄图将自己的经历复制给每个学生。于是本来永远高高在上的我开始逐渐蹲下来,以每个学生的视角,逐渐调整教学方法:比如把板书写的更细致清晰,设置不同难度梯度的练习,多用学生熟悉的事物类比…… 很快,我获得了从学生到同事的认可。

我会永远记得第一年文科班最后一节课的每一个细节。我当时突发奇想,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杠杆,对他们说:
人生就像一个杠杆,首先你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支点,也就是你的信仰和价值观;
阻力臂上的负载是你的理想,负载越重,阻力臂越长就越难撬动,但翘起来之后的高度和势能也就越大;
你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你的动力臂,动力臂越长就越容易帮你撬动你的理想;
然而如果不施加以力,也就是付出努力,这一切将毫无意义。
一番话过后,不出意料的是一阵持久而猛烈的掌声——我自认为给他们留下了很完美的礼物;却不成想他们为我准备了更好的礼物。班长站起身说:我们送韩老师一首歌吧!于是全班同学跑到讲台上手拉手唱了起来。歌词和旋律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甚至可能当时都没有听进去;我只知道这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歌。

歌声结束,下课铃同时响起,我向他们深鞠一躬之后故作沉稳的走出教室,这时一个班的学生挤在门口或趴在门框朝我一齐大喊:“冬冬,我爱你!”这突如其来的“集体表白”让我措手不及,红着脸在楼道里围观群众的诧异眼神中逃回办公室,心里却爽到极点。

▲我与 2013 届考入北大的学生的合影(照片是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摄影:罗敬涵
 

2

上下求索

新秀年过后,我正式进入了北大的编制(北大附中属于北大),拿到了传说中令很多人艳羡的铁饭碗;同时被学校委以重任,负责学校改革后新组建的竞赛单元(相当于实验班)的生物首席教师。从此,教学顺序、课程资料、评价方式,都需要我自己制定。对于一个刚从教一年的新兵来说,这任务似乎是过于艰巨了,而我倒是踌躇满志,这些事情我早就想自己干了!

在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之时,我在自己的课上也做了大幅调整,比如将进化、生态等宏观内容提到细胞分子等微观内容之前,很多名词术语要求用英文表达,并加入大量跨学科的内容。我认为这样才符合知识的逻辑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并让学习有持久的意义。

另外响应学校的号召,考试不出一道选择题,要么就是核心概念辨析,要么就是基于实验研究和真实情境的简答题,甚至直接考察学生设计实验。

一开始,这些举措让学生们叫苦不迭,这些见惯了九十多分的天之骄子不得不经常面对六七十分的分数和作业本上我亲手书写的零蛋。这一系列费力不讨好的操作让我的口碑迅速下降,评教分数也一下子从全组第一暴跌到倒数第二。

然而这次我已经笃定方向,并没有像去年那样慌张,也并没有再求助师长,而是直接找学生了解情况,潜下心自己寻找问题,并逐渐把活做细:一遍遍打磨课件,花大量时间寻找合适的素材,将零散的作业变成系统化的学案……这些举措终于重新赢得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在下一年,我甚至开始自编教材,一写就是十几万字;并在离开前的一年打造完成了资料完整的北大附中生物荣誉课程,并一直沿用至今。

实际上我后来几届学生中的不少人发现:与各种练习册上的习题相比,我那些令他们当年深受其害的另类考题其实与高考的思路更加接近。这是因为高考在这些年也在悄悄地改变,逐渐抛弃了对事实记忆和机械技巧的考察,转而聚焦核心素养,也就是学科的本质。

在我离开时,当时还是高二的两个男生分别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们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感谢我让他们学到了真正的科学思维。如今他俩一个在耶鲁大学攻读化学博士,一个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机器人。多年之后,一个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对我说:“您讲的生物演化对我对计算机的理解和兴趣方向影响非常大。”我觉得对一个生物老师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奖赏了。

其实严格来讲,我并不只是一个生物老师。除了之前提到的生物荣誉课程,我至少还为北大附中留下了综合科学实验课,知识论课(ToK),以及初中博物课(以及著名的“自然之翼”夏令营)。

一个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当年曾经在作文中写到:“从前我是低着头走路,而现在我会仰着头走路……”这说的是博物课中的观鸟课让他开始实时关注自然;

还是那位在威斯康星的学生曾在去年发朋友圈说到:“academic writing 真是学术生涯必修课,米国人中学学,留学生大学学,国内大部分学校不学……有幸高中时从韩老师那里学到了基本的检索文献的方法和实验报告的规范……”这说的应该是综合科学实验课和知识论课。这两门课即使对北大附中元培学院的学生都是很有挑战的。

在综合科学实验课中,学生除了需要学习几种课本之外的基本实验技术,还需要独立完成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实验研究 — 这是实打实的 PBL(基于项目的学习);而知识论课则是引导学生对知识学习本身进行反思,也就是解决元认知问题,需要大量的思辨、口头报告和写作。其中知识论课其实并非我的原创,而是直接借用自 IBDP 课程。我在 2012 年参加了 IB 的 ToK 工作坊并获得认证,从那时起开始一步步深入了解这一课程体系,并直接影响了我的职业进程。

▲ 上实验课。摄影:曲淑娟

3

Open Mind

2014 年,我离开了北大附中。直到现在仍然有亲友认为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其实我特别适应附中的工作,但也许是因为太适应了,总觉得自己能够一眼望到三十年后,想来觉得特没劲。而且感觉自己这五年来一直都是温室里的幼苗,甚至是井底之蛙。

我这五年中一直在追求基于探究实践和概念构建的教学,似乎也有了不少成果,然而在接触了 IB 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这个系统里已经是常规。我当时觉得如果不能亲自进入这个系统会终身遗憾。那年正好一所顶级配置的豪华国际化私校正要开张,而且这所学校的初高中都用的是 IB 课程,于是我就果断投了简历,并在经历了一点小小波折后拿到了 offer(好吧,我承认翻了三倍的薪资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为这所学校的创校教师之一。

除了堪称豪华的硬件,这所学校教学支持部门的高效有序令我耳目一新。人力、财务、安保、市场、物业、IT 都以极高的效率运行,这些为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我意识到这是将现代企业管理学用在学校管理上的威力。

与北大附中一样,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活动机会。其中一年一度的中文戏剧是我期待的盛宴,直到我离开的一年还特地回去观看学生们排演的话剧《君子》。在这部讲述戊戌变法的作品中,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家国情怀令我感动至深。

此外,学校定时举行的各种有关 IB 系统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活动也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 IB 是个巨大的资源库,提供了很多实用的工具,只要使用到位就可以基本保障教学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然而,随着我对 IB 的深入了解,一些顾虑也逐渐浮现在脑海。IB 追求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的理念我极度认同,但能够实现这一理念主要依靠教师本人对学科本质的理解,那些工具只能起辅助作用,只能保障底线。

何况 IB ,尤其是 MYP( IB 的中学项目)只提供框架,有很大的解读空间,于是最终的落实结果因老师不同会差异极大。我对自己学科素养的自信导致我对自己的解读方式也极度自信,也因此与个别同事产生了理念上的很大分歧(大概对方也是极度自信的),最终很多时候不得不在实际教学中做出妥协,无法像在附中的时候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进行教学。

另外,IB 体系发展到现阶段已经非常庞杂,工具多的另一面是条条框框多,这一点我在教 DP 生物的时候感受颇深,感觉很多时候不得不刻意满足课程的硬性要求或者去迎合出题者的“套路” — 这种感觉比我在教高考体系的时候还要强。另一方面,即使是 DP Higher Level 的课程深度要求也比我当年在北大附中的生物荣誉课程相差甚远,让我总觉得有该教的东西教不了的遗憾。

我认为课程应该是一个能够自然生长的系统,就像一棵大树,因势利导的无限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而非一栋豪华而僵硬的大厦。

还有一点让我质疑的是必须全英文授课。虽然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学校的前三年半我也一直严格按照这一要求去做,但我知道对于学生来说,在学习复杂概念时,母语比第二语言好用的多。虽然我认同书面材料和评价任务都应该以作为学科通用语言的英文来呈现,但需要口头语言沟通反馈的时候非要用英文就会有损效率。

课堂上老师是中国人,学生也是中国人,大家却只能以英语交流,这种感觉很奇怪,也是不自然不真实的 — 虽然似乎我早已习惯这种状态,但可能因此使不少学生对这一学科敬而远之。以英语拿到科学硕士学位的我从不质疑英语对于科学学习的重要性,但学习科学时英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全英文授课”那么简单。

顾虑之外,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学生。首先第一年我教的三个班级中有两个是六年级 — 这在国内系统中还算是小学生,而我之前一直是个高中老师,虽然一直在初中带博物课和综合科学但也带的是初二学生,所以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和这些娃娃相处。又赶上其中还有问题学生,课堂动不动就变成蛤蟆坑,特别耗费精力。虽然在向同组外国老师请教后尝试了各种镇压手法,但貌似没什么效果,因为似乎我的人设就是好脾气的“冬瓜老师”。

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所谓“课堂管理”,只专注一件事情:吸引学生。如果学生都能够被吸引到课堂任务来,那么根本不需要太多课堂管理。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再生动的讲解有时也会过于抽象,效果更好的方式是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探索 — 当然这些动手与探索必须有意义。

好在学校提供了很好硬件支持,我的教室同时就是实验室,每个学生都配备电脑,教室外面就是一体打印机。这样一来,课堂自然变得秩序井然,自己也感觉轻松了许多。

另一个来自学生的问题是学生间巨大的差异性。有的学生到了九年级还不会简单的移项或约分,各种物理公式对他们来说就是天书;与此同时,有位七年级学生已经开始自学相对论,于是在晚自习值班时我和他一起捧着爱因斯坦的原著推导洛伦兹变换,对他来说常规的科学课堂就是浪费时间。

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开动脑筋思考各种班内差异化教学策略 (inclass differentiation strategies), 在一堂课中尽量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多年后一位家长的留言肯定了我的这份努力:“……无论在科学上有天赋或者见不到特别天分的娃都从您的教学中享受到了这门学科的乐趣,有了收获,有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意识到各种差异化策略只是权宜之计,很难充分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需求。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要学一样的东西呢?也许他们本来的天性和需求就不一样,与其一起参加一顿咽不下或吃不饱的宴席,为什么不能为他们个人定制营养套餐呢?我知道这样的成本会升高,但以现代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难道无法解决吗?放眼整个中国,不同地域学生的差异恐怕会更大,是否能够以什么方式让教育真的变得各取所需,而非表面上的均衡?

这些思考为我下一份工作埋下了伏笔。

在我决定离开这所学校后,收到了很多包括来自同事,家长和学生的挽留。有几个学生甚至联名写信给校长希望说服我留下,我十分敬重的大校长也确实数次发邮件或谈话挽留我。虽然我对大校长充满了敬意,这所学校提供的收入待遇确实十分优厚,在这个社区里有不少亲密的朋友,更是舍不得离开好多好多我的可爱的学生,但我还是决意离开。

这不是一个我能够归属的地方。我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我希望把这些所历所学带到其它地方,更广阔的中国的其它地方。于是我加入了一个朋友的公司,成为一个教育咨询管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尝试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工具带到更多的地方。

▲我 2016 年回到北大附中参加毕业典礼,和之前我的导生的合影,他们多数并不是当时毕业,而是不同届回附中的学生(北大附中是导师制)/摄影:吴蔚

4

答案

我在新公司的一年基本上是在做空中飞人,在全国各地进行教师培训工作,并深入几所公司托管的学校参与教学管理。同时,出于工作需要,我自己也参加了各种培训和研讨,学习了很多学校管理方面的理念和方法。

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北京另一所著名公立学校,十一学校的管理。这所学校通过高效的教学管理体系让每个学生都能选择自己需要的课程,除了学业课程之外还有丰富的职业体验课程;另一方面老师们被组织为一个个职业发展共同体,以高效的方式推进各种教学改革。

我特别赞同十一李希贵校长的一句话:什么是学校?学校就是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的社会。

应该怎样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平等、充满活力、充满机会的社会,是每一个学校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这里,学生应能适性扬才,应能学会与他人相处,也能传承本国文化的同时具备全球视野;另一方面,知识在这里应该以自然的方式生长,不应充斥着强制灌输与机械训练,取而代之的应是在探究与实践基础上的概念网络构建……

在职业生涯的前九年,我要么在传统顶级公立学校,要么在新兴精英私校,可以说一直在中国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徘徊;而这一年的创业经历让我彻底接了地气。

  • 一方面,再次关注公立教育体系之后我发现其实国家倡导的教育理念已经与国际先进的理念逐步接近;
  • 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僵化保守超乎想象,与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自己大多工作都是在隔靴搔痒,难以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许我还是应该扎根一所学校,尽全力将自己十年的教育理想和经验积累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此外,我也是太怀念有学生的日子了……

在与我的老板也是合伙人商量之后,他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我将从全职的教学总监变成兼职的学术顾问,转而寻找一所能够真正实践自己教育理念的学校。

然而对于已经任教过两所顶尖学校的我来说,这样的选择余地并不太多。

  • 首先这所学校必须具有我能够认同的教育理念并有能力通过高效顺畅的管理而落实;
  • 其次这所学校应该是一所发展中或者最好初创的学校,这样我能够贡献更大的价值;
  • 最后还有一点,我希望自己能够加入一个精英云集的群体,这样我自己也能够更多的从别人学到东西。

为了解决这一职业难题,我决定征询三个我非常信任的人的建议: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的高中及大学师姐兼短暂的前同事,以及我的一个在媒体界已小有名气的忘年交,也是早年的学生。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三人不约而同的给了我同一个建议:去一土

我听说这所学校很久了。早在学校尚未成立之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也是李一诺女士在麦肯锡的前同事就曾经建议过我加入创始团队。不过彼时一土只有幼儿园和小学的计划,我又一心想进入 IB 体系,所以自然不会加以考虑。

后来通过朋友转发的各种文章逐渐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虽然我能感到这所学校在理念上的锐意创新,却对这些理念是否能够有效落地心存质疑:因为其中似乎有些理念太理想化了,需要投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并且在高度专业人士的参与下才可能成功。

直到约一年前,我在一土工作的附中师弟张义飞邀请我去一土参观,并亲身参与一个内部会议,才让我有些直观的感受。那时一土的校园还是改造自一个废弃厂房,但设计布置的十分温馨而有活力。从随处可见的学生作品和学生们开心的笑脸中,我能窥探到学生的自由生长和师生间和谐的关系。

在访校结束前我也有幸第一次和李一诺女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在十多分钟的时间里让我深刻感到了她的干练和思路之清晰。那之后我得出了一个判断,不管这所学校现在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一定会在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

三个月前,我又一次走进一土,这次是受邀为老师们进行备课方面的培训。为时一天的培训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老师们对学习的渴望让我作为培训师深受感动,并且能够看到老师们在教学方法上已经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而非只是把理念停留在口头上。这让我更加确信我之前的判断。

我最后一次从外部视角审视一土是 8 月份在耶鲁中心的那次分享会。那天我以围观群众的身份见识了一土学校在教育领域广阔而高端的人脉,这让我对这所印象中似乎资源匮乏的“小微学校”刮目相看。

后来我逐渐知道这所学校还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外部资源。例如曾经创办了无锡协和双语学校的国际教育圈的传奇人物达婉中老师,以及著名的八中少年班和素质班元老程念祖老师。两位都是一土的正式顾问,我与达老师几个小时的交谈中学到了很多做为学校管理者的实际经验。

而程老师已经七旬高龄,有近四十年的教育积累,现在每周都要来学校一整天,听课、评课、与老师们座谈,传授宝贵的经验。也许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学科背景、思维方式甚至个性,所以在几次与程老师的交谈中我总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他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对教学的感悟,尤其是与学生的故事,都让我感触良多……

▲程老师和我们一起交流教研

实际上一土的这种资源整合的意识和能力恰好印证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设想:

打破围墙,与外界资源无缝融合才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和教育实际应用问题的最佳途径。

  • 学校可以没有高端的体育设施,但学生可以使用更为专业的公共场地;
  • 没有先进的剧场,但学生可以在专业的剧院表演自己的作品;
  • 没有富丽堂皇的画廊,但学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在专业的公开画廊展示作品,并得到艺术家的点评;(小编指路:《如何让艺术联结孩子的未来?
  • 甚至没有大礼堂,也可以在故宫举行开学典礼……

在加入一土一个月的时间里,可以说充满了发现和惊喜。各个部门十分专业,整个系统运行井然有序。与我搭班的中学部筹建负责人就是最早邀请我访问一土的张义飞。他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开阔的视野,在学生活动和背景提升方面丰富的经验,和对各种教育创新案例的洞见都令我十分佩服。

也许是因为相似的背景和共同的经历,我们在工作中很容易达成默契。虽然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挑战,但都怀着共同的信念和坚定的决心,共同筹划建造着这样一所我们理想中的学校:

  • 在这个方寸之地,社区网络的建设可以将学校的资源领域拓展到全球;
  • 高效有序的企业化管理和互联网公司级别的技术支持可以保证老师们可以专心钻研教学;
  • 有一群知识精英可以一同打造能够满足不同学生需求的课程;
  • 孩子不管是想成为艺术达人,体育健将还是科学家都能够获取足够的支持;
  • 从这里走出的孩子们将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烙印自豪地走向世界各地……

也许这所学校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土”,但她也会像一抔土壤一样,为无数孩子的成长提供养料,为他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翅膀。

▲ 彩蛋在这里!看我们这群土人 :)